哈耶克文选* Yijiachuban “他心灵的稳健，那不可思议的沉着，使之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圣所之一，成为最终解放的预言。他有一种罕见的天赋，懂得如何既保持不安但又镇定。需要光的时候，他就是光；需要石头的时候，他便是石头。米沃什的精神激情从未妨碍他对于历史的清晰理解。他内心的自由似乎从未辜负过他。他无比复杂的生平经历和作品，都证明了对真理力量的根本信念。他有鹰的面容和鸽子的心。他与岁月一般坚韧，或者说几乎如此。”——《纽约时报》

“他心灵的稳健，那不可思议的沉着，使之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圣所之一，成为最终解放的预言。他有一种罕见的天赋，懂得如何既保持不安但又镇定。需要光的时候，他就是光；需要石头的时候，他便是石头。米沃什的精神激情从未妨碍他对于历史的清晰理解。他内心的自由似乎从未辜负过他。他无比复杂的生平经历和作品，都证明了对真理力量的根本信念。他有鹰的面容和鸽子的心。他与岁月一般坚韧，或者说几乎如此。”——《纽约时报》

处死犹太人时必须有两只狗、死刑犯必须向上帝忏悔等公共表演秀式的行刑仪式和规范，使得欧洲社会道德、伦理价值、法治设定要素等在死刑刑罚中找到根源。 5

immediately relatable teachings and their inestimable value for our troubled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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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这就是效力极佳的“好啊”（fine），而不是像在故国那样对于生活中多重不堪忍受之灰色发些拐弯抹角的议论。在那个时期，“外侨”（resident alien）这个词语像是唯一恰当的身份称谓，我慢慢地开始接受了。 后来，在我采访移民，尤其是那些因为个人的和政治的处境艰难而离开本国的移民时，我意识到，对于某些人来说，怀旧的话题是一个禁忌：这是罗得的妻子的困境，害怕回首观望就会永远瘫痪，变成一个盐柱，一个可悲的纪念碑，显示你自己的悲哀和逃脱之徒劳。众所周知，第一波的移民常常是没有情感的，把寻根的任务留给了他们的儿孙，因为小辈们没有签证的负担。然而，损失越深重，人就越难以参与公众的悼念活动。给这样的内在的渴望寻找一个名称，就像是一种亵渎的行为，把这类的失落感差不多降低成须臾消逝的叹息声。 怀旧对我的袭击方式是突如其来的。移民十年之后，我回到了我的故乡城市。熟悉的面容和建筑门面的幻影，杂乱厨房里炸肉排的香味，破旧门道里尿味和小水坑气味，涅瓦河上方弥漫的灰色细雨，细碎的辨认——这一切触动了我，令我感到麻木。最为突出的是对时间的不同的体验。感觉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时区，在这里，人人都姗姗来迟，但不知为何似乎时间总是很充裕。[好也罢，坏也罢，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perestroika）时代这种时间充裕感迅速消失。]闲谈和想心思的过多时间，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荒谬结果：时间不是某种珍贵的商品；因为缺乏私人空间，倒使人们可以私人占用自己的时间。在反思中，很有可能是在怀旧中，我想到，沉思时间的缓慢节奏促成了对自由的梦想。 我认识到，怀旧是超出了个人的心理的。初看上去，怀旧是对某一个地方的怀想，但是实际上是对一个不同的时代的怀想——我们的童年时代，我们梦幻中更为缓慢的节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怀旧是对于现代的时间概念、历史和进步的时间概念的叛逆。怀旧意欲抹掉历史，把历史变成私人的或者集体的神话，像访问空间那样访问时间，拒绝屈服于折磨着人类境遇的时间之不可逆转性。 怀旧是悖论的，因为，怀想可以使得我们和他人沟通，然而在我们设法以归属修补怀想、以重新发现身份来修补失落恐慌感的时候，我们和他人常常分手，中止了互相的理解。“怀想”（algia）是我们的共同感受，而“返乡”（nostos）又把我们分开。就是这种重建理想之家的应许位于今天许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核心，诱引我们为了情感的羁绊而放弃批判性思维。怀旧的危险在于它倾向于混淆实际的家园和想象中的家园。在极端的个案中，可能制造一个幻觉的家园，为了它有人会准备死去或者杀人。没有得到反思的怀旧会制造出魔怪。然而，这情感本身，对错位和时间之不可逆转性的哀悼，是包含在现代处境的核心之中的。 我所感兴趣的怀旧，不仅仅是某种个人的病患，而且是我们时代的症状，某种历史的情绪。它不一定与现代性和个人的责任对立，而更可以说与现代本身是同时期的。怀旧和进步就像哲基尔和海德，乃是一个整体的两个不同形象：是可以调换的两个自我。怀旧不仅是对于某一地点的向往的表现，而且是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新理解的一种结果，这样的理解形成了对于“地方的”与“普遍的”这二者的划分。 怀旧情绪的爆发经常是在革命之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近期的东欧“天鹅绒”革命，都伴随有政治和文化的向往的宣示。在法国，不仅是革命前的旧制度造成了革命，而且，从某一个方面来看，是革命产生了旧制度，给予它某种形体，某种限定的涵义和镀金的光环。同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和苏联的解体造成了苏联最后几十年的一种形象：那是一个停滞的时期，或者反之，那是苏联的一个稳定、强大和“正常”的黄金时期，这个观点在今日俄国颇为流行。但是，这里探索的怀旧并不总是涉及旧制度或者垮台的帝国，也涉及过往时期未得实现的梦幻，和已经变得过时的对于未来的愿景。怀旧的历史很可能允许我们回顾现代历史时不仅仅是为了寻求新颖和技术的进步，而也是为了寻找没有被抓紧实现的机遇、不可预测的转折和歧路。 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现代的需要所决定的对于过往世代的奇思幻想，对于未来的现实具有直接的影响。对于未来的考量使我们承担起对于我们怀旧故事的责任。怀旧向往和进步思考的未来，乃是本书探索的核心。忧郁只限于个人意识的层面；与忧郁不同的是，怀旧涉及的是个人传记和群体或者民族传记之间的关系，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有一种对现代状况加以批判性反思的传统是包含了怀旧的，我称这一传统为“外现代”（off-modern）。修饰词“外”易于搅乱方向感；它令我们探索侧面阴影和背街小巷，而不是进步的康庄大道；它令我们绕过对二十世纪历史的决定论式叙述。外现代主义既批判现代对求新的迷恋，也批判同样时兴的对传统的重新发明。在外现代的传统中，反思与向往、疏离与温情并行不悖。而且有些二十世纪的外现代主义者来自非主流传统（亦即，相对于文化主流而言常常被认为是边缘的或者偏远的传统，从东欧到拉丁美洲），还有许多在世界各地离开家园的人，对于他们来说怀旧的创造性思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发明，而且还是一种生存的策略，一种发现不可能返乡之意义的途径。 输出到全世界的全球化的最普遍流行货色是金钱和通俗文化。怀旧也是全球化文化的一个特色，但是它需要一种不同的流通方式。归根结底，限定全球化的关键词：进步、现代性和虚拟现实——都是诗人和哲学家发明的：“进步”是康德的杜撰；名词“现代性”是波德莱尔的创造，“虚拟现实”起初是柏格森（而不是比尔·盖茨）想象出来的。只是在柏格森的定义中，虚拟现实指向意识层面、潜在的时间和创造性的维度，而这些乃是突出的、不可模仿的人类特质。至于怀旧，十八世纪的医生在不能确定其病所的情况下，则是推荐向诗人和哲学家寻求帮助的。我虽然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但是决定写一部怀旧史，在批判性反思和说故事之间游走，希望把握住怀想的节奏及其诱惑和陷阱。怀旧是用谜语和难题来说话的，所以我们必须正面面对，做到不要成为其下一个牺牲品——或者下一个制造牺牲品的人。 怀旧研究不属于任何一个学科：这一研究令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学理论家、哲学家失望，甚至令自认为已经完全脱离了它的计算机科学家失望——这些人终归还是在自己的主页和地球村的网络田园式词汇中找到避风港的。娱乐产业推销的怀旧物品超常丰富，其大部分都是甘美的现成商品，反映出一种对于难以遏制的向往和无法商业化的时间的恐惧。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度的饱和正好突出了怀旧基本的、不知满足的特点。在西方社会，由于艺术作用的减退，对于怀想的自觉探索——没有速效方案、也没有糖衣缓解药片的那种探索的领域，明显地萎缩了。 怀旧诱惑我们的是它基本的暧昧涵义；怀旧乃是重复不可重复的事物，把非物质现实物质化。斯图亚特（Suzan Stewart）写道，“怀旧就是一种重复，它哀悼所有重复的非真实性，否定重复具有定义身份的能力。”怀旧是在时间上图示空间，在空间上图示时间，阻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分。它有亚努斯神的前后两张脸，就像一把双刃剑。为了挖掘出怀旧的碎片，需要一种记忆与地点的双重的考古学，有关幻想与实际操作的双重的历史。 第一部“心灵的疑病”，追溯怀旧作为疾病的历史——它从一种可医治的疾病转化成为一种无法医治的状况，从思乡病（maladie du pays）到世纪病（mal du siècle）。让我们来追随怀旧的轨迹，从浪漫民族主义的田园场景到现代性的城市废墟，从精神的诗意风景到网络空间和外层空间。 虽然没有治疗怀旧的神奇方法，但是有人提供了一种类型学，也许能够阐明怀旧诱惑和操纵人们的某些机制。可以区分出两种怀旧：修复型的和反思型的。修复型的怀旧强调返乡，尝试超历史地重建失去的家园。反思型的怀旧多限于怀想本身，推迟返乡——有惆怅、嘲讽和绝望之感。修复型的怀旧自视并非怀旧，而是真实与传统。反思型的怀旧关注人类怀想和归属的模糊涵义，不避讳现代性的种种矛盾。修复型的怀旧维护绝对的真实，而反思型的怀旧对它提出疑问。 修复型的怀旧位于近期民族的和宗教的复兴的核心；有两个主题：返回源头和密谋。反思型的怀旧不追随某个单一的议题，而是探索同时入住许多区域和想象不同时区的各种方法；喜爱的是细节，不是象征。从最好的意义上看，反思型怀旧能够提出某种伦理的和创造性的挑战，而不单纯是午夜愁绪泉涌的借口。这种怀旧类型学允许我们区分民族的记忆和社会的记忆：前者以民族身份的单一议题为基础，后者由具有标志性但是不限定个体记忆的集体框架组成。 第二部专注于城市和后共产主义的记忆。城市废墟和建筑工地的物理空间、各种部件和胡乱的拼凑、国际风格的破旧水泥建筑以及历史遗产的翻修，都包含了怀旧的和反怀旧的视觉想象。城市身份近期的更新预示了对于地方文化和全球文化之间的对立的某种取代，提出一种新的地区主义——地方的国际主义。让我们到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三个欧洲城市：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柏林，进行一番关于城市具体空间和城市神话的双重的考古学，考察巡视建筑、文学和新的城市礼仪，从圣彼得堡的城市纪念碑狂欢节到柏林的反历史的“爱情大游行”。地点包括有意的和无意的纪念物，从莫斯科彻底重建的一座宏伟大教堂，到柏林的被废弃的现代共和国宫。从被一个迪斯科舞厅和现代的节拍器雕塑取代的布拉格最大的斯大林纪念碑，到莫斯科又被修复的极权主义纪念碑的公园；从近来被当作反文化里程碑来纪念的列宁格勒非官方的“西贡酒吧”，到卢布尔雅那摆满南斯拉夫装饰品和铁托讣告的新建“怀旧咖啡馆”。最后，我们从各个边缘方面来看看欧洲的梦幻，实验性公民社会的奇特景象，和审美的而不是市场的自由主义。和西方实用主义交易关系中的“欧洲”理念不同的是，“东方”态度以往都是更具浪漫色彩的：与欧洲的关系被设想为具有全部可能变体的恋爱经历——从单相思到自体性欲行为。统领东西方交流比喻的不是euros（欧元），而是eros（小爱神）。由实验民主之梦所确立，也在低得多的程度上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诸多期待所确立的这种浪漫的观点，在2000年前后，大体上被一种更为清醒的自我反思态度所代替。 第三部探索永远没有返乡的流亡者想象中的故乡。他们既有乡愁，又厌恶故乡，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大流散亲密关系，陌生化和怀想的生存主义美学。我们将要考察俄裔美国艺术家的想象中的家园，他们是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卡巴科夫（Ilya Kabakov）；我们还将窥探纽约的俄国移民的家庭，这些人是珍视他们的流亡者记忆的，但是不考虑返回俄国定居。这些移民记得他们的老家，那儿堆满老式的物品和恶劣的回忆；移民渴求一个亲密友人的群体和另外一种生活节奏，而正是这种生活当初允许他们梦想离开故乡的。 怀旧研究不可避免地令我们行进减速。因为，归根结底，怀想这一观念本身就具有某种虽然过时却依然令人愉快的东西。我们都渴望延长自己的时间，让时间归我们自由支配，做白日梦，反抗全部的不利条件，抵御外在的压力和闪烁不停的计算机屏幕。久未清洗的玻璃窗外暮色中，有一片闪耀的树叶旋转抖动。一只松鼠在电线杆子上翻筋斗时突然僵宁不动，认为只要它不动，我就看不见它。一团雾气在我计算机上方缓慢移动，却不接受我想要给予它的形状。怀旧的时分就是白日梦和怀想的那种脱离了时间的时间，这样的时间是干扰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理念的，即使在一个人研究怀旧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 译 后 记 《怀旧的未来》作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1959年生于苏联列宁格勒，即今天的圣彼得堡），198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哈佛大学斯拉夫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也是传媒艺术家和作家。主要著作有：《俄国日常生活神话学》（1994）、《怀旧的未来》（2001）、《尼诺奇卡》（小说，2003）等。 《怀旧的未来》讨论的问题是欧美、俄美历史文化传统背景下和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怀旧”问题。 《怀旧的未来》这一标题的涵义是：作者认为，“怀旧”不一定总是和过去联系在一起；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和前瞻性的。我们对于过去的种种幻想直接影响我们未来的现实，而对于未来的思考又使我们感觉到必须为我们的怀旧故事负责。博伊姆写《怀旧的未来》，尝试对于这些问题作出深入的讨论。 “怀旧”或者思乡（该词英语是nostalgia，英语和不少欧洲语言都使用这个希腊语复合词，亦即：nostos［回家］+algia［渴望］，汉译是“思乡”、“乡愁”、“怀旧”，都与空间和时间的距离造成的心理感受有关，但是，“怀旧”显得具有更多的时间上的意义，因而意义范围显得更宽广一些。在某种意义上，在汉语里，这三个词语意义可以说大同小异），在十七世纪被视为疾病，现在，只有在以色列还有对“思乡”的医学诊断。作为与历史有联系的情感，怀旧是在浪漫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国家和城市博物馆和城市纪念碑中定型。 是否可以说，“历史”即怀旧，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现今和未来，也是：“怀旧的未来”。 第一部从历史角度追溯怀旧与现代性的关系，提到了波德莱尔（1821—1867）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尼采（1844—1900）的永恒回归和本雅明（1892—1940）的“历史的天使”。波德莱尔是描写“污秽”的现代主义诗人，因为他不愿意使自己的诗歌艺术脱离现代城市的种种矛盾；他的怀旧是基于现代大城市的生活的。本雅明也在反抗时间的不可逆转性质，作者称他的方法为“对现代的考古学”；他怀旧的对象是现时及其各种可能的机遇。他在描写克利（Paul Klee，1879—1940）的画作“历史的天使”的时候说，现代主义是灾难性的：这个天使不是直接地接触我们，而是在盯着我们看，不让我们转身走开：他已经僵滞在现时中。尼采永恒回归的概念显示出经验的独特性质。他解构了修复型的怀旧。 修复强调回归（nostos），这是指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通过回归民族象征物和创造一种密谋理论来反对现代而制造神话。怀旧可以被看作是全然重建历史的纪念碑，创造某种理想的集体家园。这一形式怀旧的危险在于使得其每一个成员都自愿走向集团性的极端行动。与此相对，反思型怀旧则涉及个人和文化的回忆，不寻求重大的事实，而是论及社会性的却非集体性的某种思念。 作者进而描写了欧洲的梦想。和西欧实用主义的欧洲理念不同的是，东欧人更具浪漫主义的倾向，亦即，他们与西欧的交往像是情爱之事。对西欧的比喻是“欧元”（EURO），而对东欧的比喻则是“爱神”（EROS）。 第二部讨论了城市和重建传统，描写、探索了俄国莫斯科、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和德国柏林在二十世纪的变迁与传统的关系。当然有种种引起怀旧的地标性建筑的故事。而这些建筑又是和历史事件，和历代帝王将相等人的性格、教养、眼光、抱负和癖性，特别是他们的长官意志纠葛在一起的。 第三部讨论流亡与想象中的家园，主要指那些移民美国或者流亡美国的俄国人，他们无意“回国”，形成了一批具有特殊的异乡异客情感的人，他们珍存俄国的物品和对俄国的记忆，并且表现在作品中。作者称之为外现代主义（off-modernism），即批判地反思现代状况的传统，这里论述到的代表人物是移民美国的俄国作家纳博科夫（1899—1977）、俄国诗人布罗茨基（1940—1996）、俄国美术家卡巴科夫（1933— ）。他们至少有一种共同的感受：童年丧失。 联系到这部著作，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人的怀旧情怀。由于中国十分悠久而且从未中断的历史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所以，中国文化折射出与生俱来的历史沧桑感，这一点反映在延续至今的中国人心理、中国文学、诗歌（尤其是古典诗歌）中。思乡、追忆、送别、愁绪、赠诗、赠言等，多与怀旧有关。作为民族集体心理的特点，这也反映在中国古代和现代戏剧之中，看看传统的京剧剧目、看看现今电视屏幕上关于历代王朝，尤其是大清王朝的帝王将相、社会名流的电视连续剧；在文学和媒体方面，读一读关于他们的长篇历史小说，听一听新兴的、半娱乐式的、说书式的百家论坛对先秦经典讲解，见识一下文化水平高的领导人讲话引用的诗词或者警句……可以说，这是“怀旧的未来”在中国现代文化生活、精神依托中的体现。所谓古为今用；从个人和民族整体来看，关注过去，实际上是为了现在，但是，现在永远是瞬时的，所以更多地是为了未来（拙译《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一卷]，北京三联，2006，俾斯麦的献词是“献给子孙后代；为了理解过去和有益于未来”）。就个人而言，走不出怀旧，也可能郁悒成病：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能罹患，尤其是近年来城市出现的空巢家庭的老人。这是牵扯到社会健康问题的怀旧，来势之猛，出人意料，其未来要求社会各个方面予以注意和解决，已经形成刻不容缓之势。 就中国而言，最能够代表二十世纪历史文化心理和城市面貌变化的城市，应该是北京、西安和上海。作为天字第一号怀旧对象的北京，从1950年代至今已经变得不太令人怀念，从市容、人情、世态来看，都是如此。尽管国家把大量资金投入北京，使得那里的收入大大高于华北和其他各地，从而引来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但是，除此之外，北京传统的魅力恐怕已经所剩无几。（京城有人戏称：“北京什么都不好，就是学术好。”对吧？）更因为如今变得十足庞大，而且还在继续膨胀，人口完全可能再成倍增加，北京正在变得生活不便、古都风韵难寻。具体事例为首者，就是拆毁内城外城全部的城墙、折毁绝大部分的城门。这是一大败笔，这是绝对对不起祖宗和全国人民的（推荐：参见《梁陈方案与北京》，梁思成、陈占祥著、王瑞智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由此，不由得想到欧洲波兰和华沙：波兰在十八世纪末遭三次瓜分之后，亡国123年（1795—1918）。二战初期又遭德俄两国瓜分，在战争中丧失1/4人口和2/5领土，战后国家版图西移。遭受灾祸程度在欧洲各国属最严重之列。华沙在二战后期被纳粹德国名符其实地炸平，包括华沙老城。二战后，整个国家百废待举，各方面困难重重，但是，波兰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齐心合力重建了老城和整个华沙。此举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西安保留了城墙，谢天谢地，可以不愧对祖宗。上海可以说是中国的经济首都；上海独特的城市历史的发展，构成了上海城市文化的特殊性。既有其优点，也有盲目优越感和其文化心理某种程度的局限性、地方性和视野狭隘性。近年来数百万外地人到上海工作，上海空前“对内开放”，这有助于改变上述特性。然而，关于这三大城市对往昔的怀旧所牵扯到的种种现时和未来的问题，还是等待文化史专家指教我们吧。 华人在美国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远不如欧洲甚至西亚、中东、北非的白种人移民，因中国人是黄种人，又因为历史、思想、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华人也不容易融入美国根植于希腊希伯来渊源的传统，所以，华人在美国文学、诗歌和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和孔夫子一样，依然是汉学家和华人瞩目的对象，难以得到广大美国民众的认可和欣赏，难以和纳博科夫、布罗茨基、卡巴科夫同日而语。 想到英国十九世纪优秀学者马修·阿诺德（1822—1888）写的名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1869）。中国学者认为，阿诺德的观点被今天的学者称为“历史的先声”。阿诺德认为英国人“具有强烈的希伯来特性：自信、偏执、专注”。而“美国人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英国中产阶级，他们将偏执也搬到美国去了，只会十分狭隘地看待人的精神领域。当美国人的精神振奋起来，付诸行动时，他们唤起的一般只是宗教的一面，而且还是狭隘意义上的宗教”。这一点至今仍然支配了“美国精神”。“他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在于自以为掌握了所知道的一件事的标准。至于这条标准究竟是什么，他们知道的又是什么，这些在他们脑子里只有很粗糙的信条，但他们已十分满足了，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从今以后只需干起来就行了。于是，在自信自满的危险状态下，他们放开手脚，让属于自我的本能力量大行其道。”阿诺德所说的“粗糙信条”正是美国精神的部分体现，符合一百多年前他用文化归纳的手法对这一民族做出的观察和研究。阿诺德总结道：“基于希伯来精神的道德自信可能给世界带来恐怖。”此书面世已经140年，但是欧美上层常常自以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对非基督教国家文化的文化心理优越性和居高临下的藐视态度未见明显改变。概括地说，我们由此可以窥视欧美上层心态之一斑。在欧美的华人也许需要多少知道这个道理，深入理解所处欧美国家文化氛围的这一特殊性质。（参见：程亚文：《道德自信带来恐怖》，环球时报，第19版，2003年3月21日） 博伊姆的《怀旧的未来》是一部优秀著作，在这个课题的研究方面，应该说具有开拓性和先锋意义，在研究方法、问题探索和理论探索等诸方面，都十分值得我们中国读者、中国学人注意和借鉴，因为中国文化实在博大精深，中国人又很怀旧，但是大都止于印象式的点滴抒情和道德化的感叹，止于文采和修辞，而剖析、分析的水平，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广度都嫌不足，方法也有待确立和提高。 本书翻译缘起如下：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周志刚先生得知我翻译了帕利坎的《历代耶稣形象》（上海三联，1999），设法找到了我，约我翻译同一作者的另外一部著作《大学理念重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周先生读过我翻译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全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得知我也懂俄语，有译著，于是向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清华大学国学院刘东教授推荐我，刘东教授约我翻译这本与俄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有密切关系的《怀旧的未来》。该书原书复印本是刘东教授学生龙瑜宬帮助做成惠寄，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译林出版社编辑黄颖的帮助。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尤其感谢刘东教授的胆识、学术洞察力、卓识远见和不畏艰辛承担丛书主编重担，并为此付出多年的、持久的努力。 杨德友 2010年清明节，于山西大学

哈耶克文选* Yijiachuban “他心灵的稳健，那不可思议的沉着，使之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圣所之一，成为最终解放的预言。他有一种罕见的天赋，懂得如何既保持不安但又镇定。需要光的时候，他就是光；需要石头的时候，他便是石头。米沃什的精神激情从未妨碍他对于历史的清晰理解。他内心的自由似乎从未辜负过他。他无比复杂的生平经历和作品，都证明了对真理力量的根本信念。他有鹰的面容和鸽子的心。他与岁月一般坚韧，或者说几乎如此。”——《纽约时报》••Friedrich von Hayek201974